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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桥连世界！全球中文爱好者在福建“顶峰相见”_我的网站

A |     AI摘要      8月23日，第二十五届“汉语桥”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总决赛在厦门举行。德国选手黎维夺冠。    一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在我踏上南美大陆之前，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说，这个大陆被两种思想深深影响，一个是天主教信仰，一个是马克思主义。他觉得我一定会很享受这个旅程。本届赛事吸引139国选手参与，25年来累计覆盖160多国，成为青年了解中国、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。

B |          本届比赛暨夏令营8月5日在北京启动，共吸引来自全球139个国家和地区的157名选手参赛，131名观摩团成员参与比赛互动。当然除了休闲和一些政治思考之外，我还有一个理由：好奇今年南美铜矿产量的干扰来源，这一点在因为目的地戒严和动乱，取消一整段行程之后，我觉得多少已经有点眉目。选手们先后走进北京、平潭、福州、漳州、厦门等地，通过语言竞技和文化研学，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现代中国的发展活力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所以我想聊聊政治，我运气很好（或者很不好），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混乱的时候，都机缘巧合出现在当地。         决赛现场，大赛30强代表带来集体表演《舞动五洲》。

C | 2012年前后尼泊尔选举和政府的危机，希腊债务危机，2013-2014哈萨克的汇率贬值，后面还有很多......我很崇拜那些革命者，我觉得有很多事情都可以改变，也应该改变，我听着左派的口号：自由，平等，博爱；Workers of the world，unite！还有那句经典的XX有理。我和他们共情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而与此同时，我同样接受到很多保守主义的观点，我很欣赏那些优秀制度的设计者，他们对人性，历史，政治和信仰的了解，让他们设计出一些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面维持社会稳定的秩序。我觉得稳定也是宝贵的，很多事情是应该具有连续性的。    经过“过桥积分赛”、晋级赛、半决赛的层层选拔，越南的黎文大、多哥的王佳忆、德国的黎维、美国的马恩利、澳大利亚的马凯等5人脱颖而出，站上全球总决赛的舞台。

D |     赛场之上：中文的厚度与温度     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‘厦门’花。

E | 我听着右派的口号：上帝，家庭，祖国；Law and Order，我也开始和他们共情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所以如大家之前看到的，我觉得讨论左右问题没有太多意义，第一这是一个屁股问题，一无所有的人更喜欢革命。”夺得全球总冠军后的黎维，一番话引得全场掌声雷动。无可厚非他们无所失去，就像口号喊的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，而得到的是全世界。这名学习中文5年、自言赛前“一度陷入瓶颈”的青年，借用一句应景的古诗，为自己在本届“汉语桥”的征程画上圆满句号。    总决赛的五轮比拼各有精彩。第一轮“逐浪寻踪·五方启航”以中华文明开放包容、交流互鉴的发展脉络为主线，从南岛语族的文化记忆到宋元古港的中外交流，从郑和下西洋的和平航迹到现代海洋科考与中国航天的逐梦征程，舞蹈、民乐、书法、沙画、短片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入知识竞答，全方位考查选手的中文知识储备、文化理解和临场应变能力。

F |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拥有一切的人更喜欢秩序，因为他们有太多可以失去的。第二这没有绝对的对错，保守和激进是人类永恒的问题，你永远无法说保守就一定是错的，或者激进一定是错的。    第二轮脱口秀环节，5名选手以幽默而真诚的方式，讲述了各自结缘中文的故事。         来自多哥的王佳忆在比赛中演绎中国传统戏曲武旦角色。这就像你去问联储，到底失业率更重要还是通胀更重要，这个问题在特定时候的回答会是不一样的。第三更可笑的是，因为经典的马蹄铁理论，极左和极右往往是类似的。

G |     黎文大抽中的话题是“有话好好说”。他从外貌常被误认为中国人的趣事说起，谈到自己爱用成语的习惯：“有人跟我说，你这人不好好说话，太爱用成语，像个老古董。我说，阁下何出此言？”他的中式幽默引得全场笑声不断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所以很多时候，我相信大家都看过，用极左攻击左，用极右攻击右。    黎维的脱口秀充满德式风格。

H | 他假设自己有一台时光机：“作为一个严谨的德国人，思考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特别痛苦——怎么定义‘年’？公历年还是农历年？穿越遵循哪个学派的理论？”他还调侃自己学习中文的“逆行”选择：“朋友问我你来中国干什么？我说我是在逆行丝绸之路。我姑且不说这两者之间还有点区别，更多时候最搞笑的是，因为极左和极右是类似的，所以我看过很多次，右派开除了极右翼的籍贯，然后说他们其实是披着皮的左派。反之亦然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如果说这些理论太枯燥，我想用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解释这个问题。

I | ”     马恩利聚焦“中国上新”，从“高铁上可以点外卖”说起：“刚开始有朋友跟我说这件事，我不敢相信——骑手接单后骑电动车追高铁吗？”他感叹中国的发展速度：“中国上新从来都不只是炫技，而是努力把每个日常生活的细节悄悄变得顺心、省心、安心。在很多时候，矿山和当地的社区或者说原住民，是有利益冲突的，经常一个在原住民那里听到的诉求是，他们觉得矿山的高管和公司老板，一年挣100万美元甚至1000万美元，但不愿意出10万美元给他们修一个新的学校/污水处理设施/空调/公共交通系统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而几个小时后，在公司高管那里，你可以听到他们抱怨说，他们已经在过去几年修了X个学校/污水处理设施/空调/公共交通系统。

J |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中国上新了，更重要的是中国上心了。在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还有一点调查主义精神，我觉得总有一个对错，但等到很多次之后，我发现这个时候是没有对错的。

K | ”     马凯忙不迭调侃澳大利亚袋鼠数量远超人口：“如果跟袋鼠闹矛盾，平均一个澳洲人要打两只袋鼠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在这个时候，谁是对的？你可以说按照合同办事情，但历史上有些时候是没有合同的，阿连德取消Anaconda铜矿公司的合同，左派没有拿合同契约精神说事情。皮诺切特杀掉民选的阿连德，右派也没有拿着法制精神说事情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这就是我标题想说的第一点，化用辜朝明的理论，在这个世界还有点道理可以讲，还多多少少你好我好大家好。”他话锋一转：“这次来参加‘汉语桥’我开心极了，重点不是拿冠军，而是尝遍烤串、烤面筋。”他还立下志向：“未来我要让中国每一位夜市老板知道，我和袋鼠不一样，我马凯可不是吃素的。

L | 法制和契约精神，个体的尊严和民主依然被尊重的时候，我觉得是政治的“阳”状态，这个时候一切都是好的，你的做法是一种。

M | 有些时候这个世界已经不讲道理了，法制和契约不存在了，个体的尊严已经被践踏了，这时候你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”     文化互鉴：从语言到心灵的相遇     语言的学习从来不止于语言本身。这场决赛中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无处不在。这是政治的“阴”状态。

N |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我现在写下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，大家可能顶多是觉得乏味，但对于我来说，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感觉很无奈，用一部英剧的台词来说，我觉得我变成了道德真空。

o |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很多时候历史没有简单对错，斯大林的大清洗有不合理的地方也有必需的地方，魏玛共和国用通胀化债，有不合理的地方也有战后债务太高的外因。甚至我们看向政治光谱的极左和极右，经常与极左相伴而生的阶级叙事，经常和极右相伴而生的民族叙事，难道都是完全十恶不赦完全没有合理的地方？我觉得也不尽然。    在“艺彩纷呈·五色呈祥”才艺展示环节，选手们以绿色、白色、红色、蓝色、金色为精神底色，将中华文化融入各具特色的舞台表达。         在“艺彩纷呈·五色呈祥”才艺展示环节，选手们以绿色、白色、红色、蓝色、金色为精神底色，将中华文化融入各具特色的舞台表达。

p |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二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我想大家如果读完上面这些，就会明白，为什么在我之前写下——地缘和政治的研究，应该是研究外交和内政的激进和保守。因为这是我的经历导致的，我觉得这是人类永恒的问题。那是我的Mission，我的目标。图为德国选手黎维进行舞狮表演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那么Vission或者说愿景是什么？如果说Mission是一个可以被量化，可以被裁决，可以被判定的目标，愿景是我纯主观的，是我想要实现的事情，它没法被裁决对错，这是我要这个世界变成的样子，我可以因为力所不能及而失败甚至死亡，但我的愿景依然存在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我觉得激进和保守没有对错，左和右都是有道理的，甚至我觉得极左和极右会带来悲剧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逻辑。    王佳忆说，自己6岁时便迷上了中国功夫，特别是李小龙和成龙两位功夫巨星。但我希望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努力，可以让人类的极端程度继续缩小。人类的进步在过去1000年可能体现之一就是如此。“从中国功夫到中文、中国美食，再到善良的中国老师……中国，怎么老是你陪我长大？”她的话让现场的中国观众会心一笑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举个例子，蒙古人在一些地区基于民族征服为目的的屠城是灾难，近一百年的一些民族灭绝悲剧也是灾难，但人类的进步体现在这种种族灭绝没有那么极端。这虽然听起来很让人沮丧，但确实是我觉得这是人类这么多年进步的小小部分了。    同样触动人心的，是“汉语桥”故事会特别环节。多名往届选手重返舞台，讲述自己与中文结缘，并将这份热爱传递给更多人的故事。    来自俄罗斯的安娜，是第四届“汉语桥”比赛的全球总冠军。她出生在北极圈附近的一个小城，父亲讲的中国故事点燃了她对中文的好奇。或者说曾经的阶级叙事黄巢起义，和近代的左派运动比起来要更加残酷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

q | 如今，她已成为在俄罗斯传播中国文化的头部博主，还研发了汉语教学方法并获得国家奖，用它培训了5万多人。    “我从零开始做博客，面对各种偏见坚持了下来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为了能让人类不要走向极端，左右都能有一个度，有两种应对不同时期的策略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在社会共识增加，存在协商的土壤的时候，或者说，当政治处在“阳”面的时候，我觉得要鼓励更多的交流、协商、讨论，增加彼此的理解。”安娜自豪地说，“我的双胞胎女儿8岁就成了‘汉语桥’的全俄冠军，也是许多孩子的榜样。这种时候，一个之前说过的那种“大帐篷”式的党派是有意义的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在社会共识减少，协商的土壤减少的时候，或者说，当政治处在“阴”面的时候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逆势而为，加入社会的潮流，去保守或者去激进，革命和法律都是人类进步的一部分。”     在第四轮“青创汇思·五味共生”环节，赛场被延伸至真实的中国职场。

r | 总决赛前，5名参赛者分别走进美图公司、无人机产业基地、厦门市筼筜湖保护中心、厦门移动合子OPC共创社区和厦门漆线雕非遗技艺体验点，近距离了解当代中国在科技创新、生态治理和文化传承等领域的发展实践。    比赛现场，选手们结合职场体验，围绕数字生活、低空经济、生态治理、人工智能与人类创造力、语言学习与非遗传承等话题展开观点阐述。    黎文大认为，手机“小屏幕”背后的中国依然真实。等到一切结束，政治回到“阳”面的时候，再回到第一条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我们现在虽然在滑向阴的那一面，但目前还处在阳的时代，所以有几个事情是我会继续做的，我想向大家展示，一个社会，它的政治、宗教、文化、经济是一个结合体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例如智利，它40%的人口居住在首都大区，所以我理解了皮诺切特只需要控制了首都，就可以控制全国，这点对于很多国家都是如此。他说：“我来中国之前，可以通过故宫App或者旅游攻略领略中国的样子。然后历史上欧洲的殖民者和外派官员，甚至二战后来到当地的德国纳粹军官，和当地原住民格格不入，时至今日，无论是在居住区域，生活环境，生活习惯上都形成了巨大的差距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如果说民族/种族叙事经常和阶级叙事针锋相对，那么至少在智利，我看到的是这两个叙事可以作用在同一个火药桶上。这种剧烈的差距，很多时候靠的是宗教和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去维持平衡。例如在他们的纪念博物馆，不被经济剥削的权利就成为了共识。当我踏上这片土地，我自信自己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。”     王佳忆分享了在无人机产业基地的见闻，感叹“无人机大大缩短了时空距离，帮助人类把‘不可能’变成现实”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这里我想直接引用我朋友的记录，他解释了他眼中的智利：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从机场开始的“错位感”：表层现代化与制度缝隙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刚抵达圣地亚哥国际机场时，我的第一反应是“这里几乎可以被误认为是一个发达国家”（和大鹏说的原话）。机场设施宽敞明亮，自动化程度高，信号好、指引清晰，连免税店的装修都非常国际化。出了机场，上高速的流程也流畅便捷，高速公路是收费制的，路面铺装、出入口设计、限速逻辑——整体跟美国没有太大区别。    黎维从筼筜湖的生态治理案例出发，强调“虽然人工治理很重要，但自然水循环才能让生态系统彻底恢复”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但从踏出航站楼的那一刻起，一些细节便开始悄悄透露出不同于表象的真实底色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最直观的，是我们租车时的押金和保险结构：一辆普通经济型轿车，基础保险以外的附加险费用几乎是车价的两倍，信用卡预授权押金可谓是非常高（注：当然，这一点就是一天之后的伏笔）。

s |     马恩利表达了对人工智能过度使用的担忧：“AI只能让蜡烛变得更亮，但再亮也不能变成灯泡。

t | 对比美国或西欧的租车体验，这种“高保障成本”明显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更像是对系统性风险和不信任的制度性回应。在创造力领域，最重要的是人类要掌握方向盘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换汇时的体验也令人警觉：在正规机场货币兑换点，用信用卡美元到比索的汇率扣除手续费后损失接近20%。这不仅远高于一般OECD国家的机场汇率损耗，也反映出在资本账户和现金流动领域，智利的制度设计依然保留着强烈的“发展中国家思维”——以高交易成本来维持稳定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开车驶入城市后，这种错位感继续延伸。高速路两边偶尔可见未拆除的废弃厂房、被杂草吞噬的工业用地、随意堆放的工程机械，以及城市边缘不定时出现的垃圾带——这些碎片化的城市图景，与高速路本身的高质量形成了反差。”     马凯结合非遗漆线雕体验，阐释了语言学习“慢功夫”的重要性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这是一种熟悉的景象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与制度逻辑的滞后并存，制度框架对效率的追求和对风险的高估共存。他说：“学习语言是一场修心之旅，不求快，不焦虑。那些看似笨拙的慢功夫，终将化作我们与世界对话的基石。

u | ”     友谊之桥：廿五载不变的初心     今年恰逢“汉语桥”创办25周年。看似功能齐备的“国家平台”之下，是尚未实现制度信任转化的复杂现实。

v |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从物理设施上看，这里接近发达国家，不管是高速路段的规划还是一些其他的商铺陈设安排；但从制度细节和治理手段看，很多机制还停留在防御性的、不完全开放的状态中。也正是这些细节，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住圣地亚哥乃至整个智利的发展阶段所在。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，活动累计有180多万人次参与，遍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成为世界青年学习中文、了解中国、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瓦尔帕莱索：风景、权力与不安的张力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旅程的第二天，我们驱车前往瓦尔帕莱索——这座港口城市不仅是智利太平洋贸易的咽喉要道，也是一代强人皮大帅的出生地。在智利的现代史上，它既是对外开放的象征，也是国家权力暴力转型的见证地之一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城市本身极具风格：依山而建，房屋沿着山坡层层叠叠，像打翻的油彩盘。涂鸦、拼贴、街头诗句无处不在，夹杂着反资本、亲民众、艺术至上和宗教信条的表达。

w | 时间证明了，“汉语桥”不只是一场比赛，它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外国青年通过学习中文认识中国、理解中国，也在这座桥上结下跨越山海的友谊。    评委席上，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赵杨担任评委会主席，著名节目主持人、《汉语世界》杂志形象大使朱力安和著名作家苏芩全程参与评审。    赵杨在点评时表示：“选手们根据自身经历、体验提出问题和想法，以清晰流畅的中文表达出来，再通过与学长的交流互动进一步澄清观点，这个任务完成得非常好。这也是本届比赛一个特别大的创新点。港口区货运繁忙，巨型集装箱吊臂昼夜不停，船只往来于亚洲、北美和拉美各港，展现出国家经济体系中不可替代的节点地位（客观来说，这样子的匆忙港口景色即便是在中国和美国也是很少见的，因为现在深水港普遍离市区是比较远的）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那天的午后阳光很好，我们在港口边的一家小餐厅吃了顿海鲜大餐——肥美的圣子螺、新鲜的贝类、热腾腾的Mariscal，味道咸鲜丰富，带着冷洋流中才有的海味浓度。更不用说当地盛产的葡萄酒也为这顿纯海鲜增色不少。那一餐成为我们对瓦尔帕莱索最温暖的记忆之一。”     他还发现，选手们的关注点集中在两个方面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但这座城市，也在不断提醒我们：美感与风险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饭后散步不到半小时，我们停在港口边缘街区的车窗被砸，所幸车上没有任何东西（注：其实我们下车拍了个照也就15分钟时间没在车上）。“一是速度与温度，二是传统与现代。中国的发展为每一个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，也为全球中文学习者创造了个人发展的机会。事情不大，但令人警觉。

x | ”     经过4轮激烈角逐，积分靠前的黎维和马恩利晋级决胜轮“巅峰逐光·五德逐冠”。两人通过20道题展开快速对决——从汉字的造字法、笔画顺序到成语含义、古诗中的多音字，从中国天眼、高铁、大飞机运－20到郑和下西洋、白鹤梁水下博物馆、甲骨文——题目涵盖语言知识、历史文化与当代中国发展。随着比分交替上升，赛场气氛紧张又热烈。

y | 这类事件在当地并不罕见，对于许多底层青年而言，港口带来的繁荣是他们看得见却碰不到的财富流动。

z | 最终，黎维以一题的优势胜出，但所有参赛者都是这场文化盛会的“冠军”。    正如评委们所说——从一项中文比赛到连接世界青年的文化平台，“汉语桥”正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汇聚更多青春力量。

| 以“心”铸就的这座友谊之桥，将延伸到更远的地方。

| 旅游消费、外贸利润、全球货物流通，这些系统性“增长”，并未真实地渗透进城市大多数居民的生活中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瓦尔帕莱索因此显得张力十足：它在地理上贴近世界、在文化上释放多元、在历史上靠近权力，而在现实中，却也充满社会不安与制度性缺位。它是一个典型的“边缘现代型”城市：高度嵌入全球网络，却未能实现内部社会的均衡整合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富人区的日常：价格、种族与制度的静默边界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从瓦尔帕莱索回到圣地亚哥之后，我们的行程转入Santiago城市东北部的富裕地带，逐步进入一个更“精致”、更“国际化”、也更令人警觉的社会维度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第一站是La Dehesa山下的一家烤羊餐厅。我们点了一份巴塔哥尼亚风味的烤羊排，肉质紧实，脂香浓郁，远胜我们在阿根廷或美国吃过的许多羊排。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菜品——侍应使用的英语几乎是母语水准，整个服务流程也非常职业。这家餐厅经常接待欧美的外国游客、企业高层和当地的比较富裕的家庭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第二天的晚餐，我们换到Vitacura核心地段的一家海鲜餐厅。装修风格精致克制，菜单上全是产地认证的深海鱼种、生蚝和酒单，价格折合下来与美国东海岸中档餐厅相当，甚至略便宜。

| 但放在智利的人均GDP体系下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——这顿饭的人均支出大约是智利家庭月收入的三分之一，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中，这种定价本身就具有某种“过滤效应”：它决定了谁可以进入，谁必须被排除在外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又过了一天，我们再次来到Vitacura最核心的街区——Jardín del Este。这一带本身就像是一个欧洲白人中产的生活复刻区，整条街道看不到原住民混血（Mestizo）面孔，也几乎没有外送员、骑行者或儿童嬉戏声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一家融合秘鲁菜与日料的高端餐厅藏在植被浓密的住宅区中，微风吹拂，智利的风干燥清爽，活脱脱就是加州的复刻。那一刻你会意识到：所谓全球化在智利的体现，不是广泛意义上的融合，而是特定的比较精英的人群在国际资本和文化语境中所构建起的“微型飞地”。

|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Vitacura和La Dehesa不只是富裕社区，它们是整个国家社会分层机制的空间显影。这里的居民几乎清一色是欧洲后裔白人，无论是衣着、教育背景、外貌特征，还是他们使用的语言与社交圈层，都与智利整体社会结构形成明显对比。在这里，几乎装潢比较不错的餐厅都有英文的菜单，并且不是那种很临时的复刻，而是你可以很轻易地看出来他们是经常接待美国和西欧的游客，翻译名不仅精准，也符合美欧比较好的餐馆的传统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根据2017年人口普查，智利全国约88%的居民拥有Mestizo（印欧混血）背景，而在Vitacura和La Dehesa，非白人比例可能连10%都不到。换句话说，这不仅是经济资源的集中区，也是人口谱系、文化归属与制度红利的重合带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这里看不到骑自行车的外卖员，也很难找到公交站牌或国有医院，你能看到的只是修剪得体精致的灌木丛和公园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Cerrillos：制度创伤与去工业化的双重边缘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我们在圣地亚哥的几天中专门去了位于Cerrillos区边缘的记忆与人权博物馆（Museo de la Memoria y los Derechos Humanos）。那是一座现代感很强的建筑，但展出的内容却令人沉重：博物馆系统性呈现了皮大帅军政府时期的国家暴力、强迫失踪、酷刑、秘密警察系统与新闻审查，以及智利社会如何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试图面对与修复这段创伤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展馆内一段录音让我印象很深，是在政变当天（1973年9月11日）广播中反复播放的一句军方通告：“这一刻，国家已经回归秩序。”这句“秩序”的代价，就是数以千计失踪的人、废墟中的工人组织、和一整代不再相信国家的青年。（这一段相信的叙述和感悟我就交给大鹏了）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离开博物馆不久，我们开车返回安全富裕的东北区，一路向旧机场方向走去，所见所闻恰好是展馆内容的空间映射：窄小的街道、涂鸦斑斑的围墙、废弃的厂房和超龄运营的公交车。在国家航空博物馆旁的老工业区，破碎的围栏后是闲置的机械与堆满杂物的仓库，街头多是廉价二手车商、家族经营的小杂货铺，还有蹲在路边的年轻人打量着路过的行人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Cerrillos曾是智利20世纪工业化的产物：集中着军工、机械、航空等重工业企业，劳工密集，是工会组织与产业工人的根据地。

| 但自皮诺切特时代开始，智利走上了激进市场化的道路：国企被私有化，关税被砍至极低，制造业体系迅速瓦解。

| 在“效率”和“结构调整”的名义下，这些产业节点不再具备盈利能力，城市空间的功能也随之消失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国家选择了另一条发展路径，而Cerrillos这样的老工业锚点就被留在了原地，缺乏更新周期，也没有新的资本接盘。产业没有了，学校和医院资源也开始缩水，治安管理力逐步流失，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低投资、低安全、低声量的边缘地带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如果说Vitacura和La Dehesa是资源经济增长红利的最终承载者，那么Cerrillos则是增长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代价支付者。它没有被直接摧毁，但也没有机会被重新接入新的增长逻辑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而当你从“记忆与人权博物馆”出来，看到街对面的公交站牌锈蚀、街角老人在废旧塑料瓶中翻找瓶盖，你会忽然意识到：过去的政治创伤和今天的经济结构性边缘，并不是两段断裂的历史，而是同一个制度逻辑的延续——只不过换了表达方式。

|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三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如果你读完上面的文字，那么你肯定可以理解，住在圣地亚哥东北部的富人，他们对于秩序的理解，和住在圣地亚哥西南部的穷人肯定不一样。阿连德国有化美国铜矿公司，我完全理解它的革命精神，但将心比心，如果一个中国的铜矿公司在赞比亚被国有化，中国企业家和政策制定部门的感受，可能和当年Anaconda以及华盛顿差不多。这片土地确实是保守的天主教和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曾经共存的地方，非常有魅力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所以我希望以后大家，少一些辩经，多一些实干，实干到底是保守还是激进我觉得都无所谓，甚至如果大家有一天想变成极左和极右，我都不会去制止。

| 因为历史虽然极左和极右带来灾难，但有些时候确实是没有办法，而且极左往往滋生极右，极右往往滋生极左，当你看到极左和极右的时候，你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与和平，那绝对是最危险的事情。我并不是道学先生，不鼓励大家搞这种事情。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那么这种看起来非常道德真空的做法，最后为了完成什么目的呢？我觉得一代人要比一代人强，但这说的并不是激进比保守强，或者保守比激进强，这是两个形容词没法比较而且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定义，一代人比一代人强。

|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     在政治上我的理解是，激进和保守的极端，要比上一代人更低，人类彼此的理解变得更深，最极端的激进主义者，也会比之前的前辈们更顾及保守主义者的诉求。最极端的保守主义者，也会比之前的前辈们更顾及激进主义者的诉求。

| 人类的左右会永远存在且没有对错，这个钟摆永远在摆动，但幅度变小一点，就是我对之后这些政治研究，地缘研究的最大愿景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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